裕仁天皇葬礼当天下午首相竹下登会见:试图模糊天皇罪责

裕仁天皇又称昭和天皇,对二战期间日本犯下的战争罪行负有直接的责任,然而他非但没有得到应得的惩罚,反而在战后继续在位43年。

20世纪80年代末1月7日,裕仁天皇病逝,日本政府按传统方式为其举行了盛大的葬礼,数十万日本国民冒雨为其送行,包括中国在内的163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仪式。

日本天皇何以在其国内有如此大的能量?传统上深受中国影响的日本国丧是什么样?中国代表在这样一个有重大政治意味的葬礼上表明了什么态度,裕仁临终前有关中国的感慨又是什么呢?

相信不少人听说过,日本号称天皇是“万世一系”,有史可考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(中国的晋代)的仁德天皇,如果算上神话性质的记载,则可以推至公元前。

如果这两千年来真的没有出过什么狸猫换太子之类的事情的话,那这的确可以称之为一个奇迹了。

日本传统上信奉所谓的神道教,早在佛教等其他宗教传入前,神道教就在日本本土产生,以天照大神为主的“高天原诸神”神话就是神道教的一部分。

日本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被认为是天照大神孙子的玄孙,他的地位是内嵌在神道教神话里的。

因此就像中国的孔子家族、龙虎山张氏家族一样,不管王朝怎样更迭,只要神道教传统存在,统治体系里就总有天皇家族的一席之地。

另一方面,就像中国最长久的王朝是越活越抽抽的周朝一样,日本天皇在历史上长期的弱势也是它得以万世一系的重要原因。

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,天皇家族真正掌握日本国统治权的时期可能不到300年(大致在中国隋唐时期左右),之后的天皇就像春秋战国时的周王一样,对任何想掌权的人不构成阻碍,被军政强人当做传国神器的一部分看管在京都宫中。

黑船事件发生时,德川幕府的统治本就已经腐朽不堪,加之西方势力的冲击,社会各阶层人人思变,最终在与德川家一直不对付的长州藩、萨摩藩的主导下,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,史称“明治维新”。

按说在整个革命的过程中,流血流汗,出力最多的就是长、萨两藩国的“倒幕志士”们,可为什么到最后似乎是以明治天皇为代表的天皇家获利最大呢?

这可能要归因于日本老百姓们的一个奇怪的心理,那就是倾向于认为上层中最顶上的那一位是很慈爱的,是跟平民一条心的,国事都是贪婪的中高层搞坏的。

这样的心理跟神道教传统一结合,再想想自己在幕府将军、大名们治下受的那些苦,幕末的日本百姓很自然的怀念起天皇来,形成了诸如“天皇之下,万民平等”一类的思潮,人们期盼一直被权臣迫害的天照神后裔能够复出。

并且明治天皇也不是王政复古后就直接大权在握的,“倒幕志士”们并不是昏了头的神道教狂热分子,实际上大久保利通、伊藤博文那一代元勋们跟明治天皇一直处于一种博弈状态。

例如在伊藤主持制定的制度中,天皇诏令都必须跟相应的主管大臣联署才能下发,首相以及“八大臣”只有辞职而没有被解职一说,重要官员的任免天皇必须咨询枢密院的意见。

而天皇的靠山在于他在民间拥有的巨大威望,这使得伊藤们推行一些政策时选择了利用天皇的名义。

这样的取巧行为让明治天皇巧妙拿捏:你不是不给我的诏令签名吗?你政府的文件我也不给你盖章!

最终这场博弈的胜利天平向天皇或者说天皇家族倾斜,因为天皇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他的权位是世袭的,而元勋权臣们的权位不能世袭,并且在大久保、伊藤这一代元勋有生之年,日本没有形成政党政治。

一边的势力代代积累,一边的势力人走茶凉,此消彼长之下,裕仁即位之后,天皇的权威达到了某种高峰。

1945年8月日本战败,天皇裕仁在广播中发表了“终战宣言”。这是绝大多数日本平民第一次得知天皇说话是什么声音。

战败前的日本奉行军国主义,与德国希特勒不同,裕仁并不在公众面前激情演讲,绝大多数日本人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裕仁通过这种保持距离的方式维持他的“神性”。

战败后,虽然美国出于种种原因把他包庇下来,但天皇做神的日子肯定是到头儿了。在麦克阿瑟主持修订的和平宪法下,天皇的实权被尽数剥离,天皇家族的特权待遇也大部分被作废。

裕仁深知,无论是做为一个国际上千夫所指的战犯,还是做为一个打了败仗的国王,他都不适合保持之前的“人设”了,他开始塑造“亲民”的形象,走出皇居,到一片废墟的日本各地去视察,摆拍一些尊老爱幼的照片。

在如今的我们看来他这种行为十分可笑,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日本,他这一套居然奏效,很多日本人无视了天皇把他们绑到战车上给他们带来的痛苦,开始相信天皇是亲民的,对战争不负主要责任。

20世纪80年代末1月7日,裕仁因十二指肠癌以及多种疾病去世,消息公开后,对日本社会冲击力相当巨大。

一位备受爱戴的天皇崩御,需要有一场配得上他地位的葬礼,这是当时的日本政府认定的想法。

前者是政府举行的官方仪式,包括车队、仪仗队鸣枪放炮、官员讲话等;后者是皇室举行的具有神道教宗教意味的葬礼,遵照古礼进行。

由于在古代日本深受中国影响,因此从大丧仪中可以辨认出一些中国古代帝王葬礼的影子。

1月7日天皇去世后,遗体移驾吹上御所(昭和天皇与香淳皇后生活区,后来的吹上大宫御所)地上一楼的某个房间停灵,是为櫬殿。

与中国古代帝王不同,直到天皇去世十天后的1月17日,天皇的陵墓才在预先选定的地点开建,于2月23日完工。

1月31日,举行追号奉告の儀,给先帝上追号(不是谥号),以年号为追号,是为昭和天皇。

在明仁天皇宣读的御诔(悼文)中,称裕仁为“大行天皇”,这也是从中国对逝世皇帝的称谓学来的。

2月21日—2月23日,明仁天皇、皇后在赤坂御所(明仁皇太子时期的居处,现在的东宫御所)接见参加先帝葬礼的外国元首、外国悼问使者。日本政府为举行国葬邀请了各国领导人来参加。

最终有163个国家、27个国际机构派出代表参加,其中元首、总理级别多达55人。

美国、法国、西德、印尼、印度、菲律宾、孟加拉国等国总统,比利时国王,英女王丈夫菲利普亲王,泰国、新加坡、巴基斯坦和韩国的总理等都参加了葬礼。

这163个国家也包括中国。裕仁去世后,中国是否会派代表参加葬礼一度备受国际关注。

我国与日本恢复建交是在1972年,20世纪80年代末时经过两国共同的努力,中日之间已经在贸易、投资、科技、旅游等等方面建立了广泛的合作。

当时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,与日本的经济合作对我们相当重要,但众所周知,日本对曾经的侵华历史始终百般扭曲,不愿正视,如果我们也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去参加裕仁的葬礼,那无疑是对国耻的淡忘。

经过一番斟酌,我国派出当时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以“国家主席特使”的身份参加葬礼。

此行面对的问题绝不简单。在2月14日,就备受国际关注的战争责任问题,日本首相竹下登在国会答辩时表示,“上次大战是不是侵略,应由历史学家作评价。”

言下之意就是中国说了不算。紧接着内阁法制局长官公然声称,无论从国内法还是国际法上看,裕仁天皇“都没有战争责任”。

2月24日上午,裕仁葬礼的主要部分“斂葬の儀”在东京举行。9点35分,灵车启动开往灵堂所在的新宿御苑,宫内厅乐部奏起哀乐《哀の極》,陆上自卫队鸣炮21发,海上自卫队持枪目送,葬礼车队出发,车队属于国家仪式,共30车,全长约800米。

当天上午有雨,车队开到街上,二十万市民打伞聚集在马路边。期间有两个年轻人高喊“反对天皇制!”并冲击车队,很快被警员制服。

这葱华辇原本是天皇平时出行的轿子,因顶上有葱华形状的装饰得名。因为近代以来有了小汽车,葱华辇就变成天皇葬礼才用的了。

整个抬棺队伍全部穿戴神道教服饰,持黄幡、白幡、日月纛幡、以及各种供品的在前,捧御插鞋的在后,数十舆丁抬着庞大的葱华辇走在中间,缓缓移向葬场殿。

灵枢安置在葬场殿后,先是祭官长、明仁致诔词,皇族成员依序上前行拜礼,然后撤去神道教象征物,首相、众议长、参议长致辞,政府官员以及各国来宾上前行礼。

下午1点40分,灵枢再次被抬上灵车,驶往陵地,进入墓区后,区门被拉上黑布“斂葬の儀”就算结束了。之后的一年里,裕仁生前居住的宫中以及陵地中还要举行一系列祭祀,应该也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。

按计划,葬礼结束后当晚,首相竹下登将在赤坂迎宾馆举行招待会款待各国来宾。然而当天下午,整场仪式中的大忙人竹下登就在百忙之中会见了。

竹下登表示中日关系需要保持,两国关系应在1972年中日建交时签署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》的基础上发展。

这话听起来没错,可以看出竹下登看重两国的长远利益,但在这个时候提及十几年前签署的联合声明实际上也是在转移话题,谁都知道,现在的重点在于日本承不承认裕仁的罪责。

对此,表示,“中日关系友好,是以日本正确对待历史为前提的,在这一方面,中国绝不会让步。”实际上无论是1972年建交时还是天皇葬礼时,这都是我国的一贯态度。

这次会见不欢而散,此后外务大臣宇野宗右又和钱外长会面,就14日竹下登在国会答辩上的发言,他表示当时竹下登表述不完全,日本在当初签署联合声明时就已经对战争的性质有了深刻的认识。

然而整场会谈下来,宇野宗右所言跟竹下登一样,依然是表面让步,实际上试图模糊天皇的罪责。以不变应万变,重申立场,将宇野驳回。

见识了中方态度的明确,日本明白了要与中国沟通,坚持“天皇无责”是不可能的。

在越来越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,2月27日,竹下登在国会对之前的言论做出了修正,承认了日本在二战时期给我国带来的沉痛灾难,同时否定了天皇无罪论的说法。这是中国外交的一次胜利。

1月7日裕仁临终前,不知他是想起了石原莞尔“不扩大对华战事”的忠告,还是想起了陆军“三个月灭亡中华”的叫嚣,他喃喃自语道:“我低估了中国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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